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工作中，肇事方无能力赔偿、受害方得不到补偿、法院判决难执行的“赔偿难题”，在基层的事故调解工作中存在一定的比例。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乡大队成立的“老李调解室”，在实践工作中，探索“多元化解”事故损害赔偿方式，走出了一条化解“赔偿难”的新路。
“老李调解室”是东乡交管大队于2006年8月成立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纠纷调解工作室，以政法委原副书记、交警大队退休干部李国华为核心，联合3名交管大队职级干部和N名年轻民辅警，构建“1+3+N”的一支调解梯队，成立二十年以来，累计化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1940余起。
2026年6月，东乡区一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让事故经办民警犯了难：邱某驾驶三轮摩托车撞伤辜某，而肇事方邱某年过七旬，是低保对象，且家中还有一位重病的家属，连伤者家属垫付抢救费都拿不出来。民警虽组织多次调解，但双方就赔偿问题一直未谈拢。
“这种案子最磨人。”接手此案的职级干部蔡高铭说。他在大队干了三十多年，知道这类赔偿纠纷最容易留下隐患。
“老李调解室”团队接手案件分析发现：事故是发生在辜某上班途中，属于工伤范畴。于是，“老李调解室”在调解思路上做了一次关键调整：把交通事故民事赔偿和工伤认定两条线并在一起走。
但工伤认定的相关事宜，经办民警并不熟悉。于是，李国华请来园区客商协会会长、经开区老班长警务队队长王接平。王接平在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后，立即帮助辜某申请了工伤认定，待工伤认定结束后，又把调解现场从交警大队小调解室，挪到了园区客商调解中心敞亮的会议室。在调解中，王接平没有上来就谈赔偿，而是当面问起了肇事方邱某和伤者辜某家里的实际情况。换个环境、换个氛围，引导双方体谅对方的困境，在沟通中，双方的心态都有了变化。
最终，双方达成协议：由邱某支付部分赔偿款，医疗费、伤残补偿金等大部分损失按照工伤保险赔付。伤者拿到了钱，肇事方没有被拖垮，双方握手言和。
换个方向走一条新路，这个方法不是只走通了一次。
同样在今年6月，杨桥殿镇发生一起事故。肇事方王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没有保险，家里还有一个近40岁、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，按法定标准算，各项赔偿总额超过60万元。而常年在家务农的王某无力赔偿，受害方更难以放下，因此对立情绪激烈。
“老李调解室”立即启动“多元化解”机制，联合杨桥殿镇综治中心和属地村委会，兵分几路同步开展工作。调解员先是深入村组走访，摸清两家的真实底细：受害方要的是一个交代，肇事方并非耍赖，而是真的拿不出钱。
摸清症结后，他们把双方分开，背对背做工作。对受害方，引导他们理性看待“判决容易、执行困难”的现实；对肇事方，督促诚恳认错、主动致歉。几轮疏导下来，双方的态度松动了。最终，调解室为受害方申请了国家司法救助金，多方合力最终促成赔偿协议。案子结了，人和解了。
“老李调解室”的老干部们常说一句话：让双方都能从事故的阴影中走得出去。
这句话背后，是对基层矛盾的深刻理解，交通事故纠纷中，很多案子不是不想赔，而是赔不起；如果只盯着事故损害法定标准算账，部分赔偿路就难走通。跳出部门的单一视角，联动社会力量，把工伤认定、司法救助、乡村调解的资源用起来，一条路走不通，那就几条路一起走。
二十年来，“老李调解室”累计化解交通事故纠纷1940余起，“多元化解”机制全面运用后，成功率提升到95%。
从2006年到2026年，调解笔记写满了一本又一本，但“1+3+N”的调解梯队一直在壮大。老同志调解时身后总会跟着年轻民警，听他们怎么开口，看他们怎么做工作，学他们怎么收场。
方法在实践中长出来，也在传承中延续。二十年来，“老李调解室”就干了一件事——让难走通的路，换个方向找到新路。